17日下午，“小贩围居”专题报道出街第二天，记者就接到天河南街道办相关负责人的电话，他们主动邀请本报探讨破解困局之策。昨日上午，记者与街道办分管副主任和执法队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长近三小时的对话，以剖析基层执法难点。
一直在为疏导点选址，却始终未有突破；执法力量有限，内街内巷管理难拿捏；每当听闻城管与小贩发生，必要开会安抚“军心”……作为城管执法体系的神经末梢，天河南折射出的问题，在整个广州都似曾相识。
要满足正常的工作强度，至少要再增加三分之一的人手。不过，就算再给我30个协管员，也不如给我10个编制。一个有执法权的正式队员即便带三五十个协管员，威慑力依然有限。
每次执法都非常担心——要考虑现场控制，要估计执法队员的安全，还担心有没有人拍照，有没有人发微博……虽然来回乘车，但回来以后都会累瘫在沙发上。”
“只要查得紧、扣得多，就可能遇到人身伤害的风险。不过水果贩拿刀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真正动手的倒也不多。
街道办副主任曾岱分管城市管理，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张巨大的辖区地图。标示的2.08平方公里内，标红的很多是重要商业体和居民区，染成绿色的基本是文体设施。
“你猜猜我们辖区内有多少个地铁口？18个！”曾岱一口气报了一堆数据，“还有体育中心，一年举办30来场赛事。还有天河城、又一城、正佳……”对城市管理者而言，这些是治理的“重灾区”。站在流动商贩的角度讲，上述都是摆摊设点的绝佳地点，巨大的人流量能带来更好的生意。
天河南街道办透露，近年来一直在努力设立疏导点，以期转移部分小贩，但想成功“好像不可能”。
“闹市中心寸土寸金，而且居民楼太密集。”街道办党政办主任罗俊华调任此处两年有余，在他的记忆里，从自己到来之时起，街道办就在商议这个问题，但由于遭遇阻力过大以致搁浅至今。
“我们曾经考虑过有名的‘黑点’广利路，而且清理出人行道一侧部分区域，打算建疏导点，不过太多人反对。现在那片区域还空着。”他说。
根据街道执法队的介绍，整个执法力量大约七成侧重于白天巡查主干道，而对于夜间走鬼档聚集的内街内巷，值守人员占比仅三成。
天河南并没有针对走鬼档的精确统计数据，只估算“大约有几千”。与之相对，执法队共计13名在编队员，105名协管员。在编力量还要扣除行政和内勤，实际上街执法的仅六人。
执法队除了早班和中班的重点执法外；剩下30余人值守晚班，从22时到次日凌晨5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协管员无权执法，在编队员不能单独行使执法权，每日每班次能够调动的“正规军”只有两人，即一组。
然而，22时到凌晨正是消夜摊点的黄金营业时间，大量油烟和噪声投诉也来自这一时段。此外，夜班30多人里，又有六人在办公室接收来自区执法分局的投诉线索。
“我们不是万能的，因为执法力量有限，好比警力要随着警情走。”执法队长宿立喜坦言。针对摆摊设点，城管的理念是“主干道严禁，次干道严控，内街内巷规范”。“天河路之类的主干道不能出现一个小贩，这条线一定要控制死，所以三分之二的力量全部投入到这里。下午的任务最重，力量也最强。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晚上自然就弱一点。”
但相对于“严禁”，“规范”所指宽泛得多，也更难拿捏。广州市层面并没有下达对于内街内巷规范的标准，只望街道自主摸索。实际到了基层，小贩虽基本绝迹于干道，却大量集合在内街小巷，反而成为管理困局。
走进执法队的办公室，三个仓储间几乎堆满，满是暂扣的水果、器具等。16日的“小贩围居”专题见报后，天河南随即开展集中整治行动，计划为期一个月。这些都是“成果”。
队员们却可能遭遇人身伤害的风险。“只要查得紧、扣得多，就可能遇到。”副队长赖永新称。
赖永新在天河南执法超过六年，是这里的老资格，经历的冲突也较多。几日前的晚上，他和曾岱就被十几个卖手机贴膜的小贩“围攻”。“很多小贩都成帮派，只要收了一个，马上会有很多来帮忙。”不过他回忆，水果贩拿刀的情况很常见，真正动手的倒也不多。
让赖永新心有余悸的不止这些。有一次，他暂扣了一个煎饼档的工具，没想到档主不依不饶，一路跟到办公室。“我去上厕所，他也去；我下班回家，他也上了我的车。后来到派出所，警察说不够立案条件，管不了！”
跟到办公室的情况并不少见，为此门口新安了一道铁门，附带门禁。“这是我的主意。有时候开会，小贩又吵又闹，还有打滚的。”曾岱说。
早前市城管执法局综合执法处副处长刘飞力曾向记者透露，全市城管执法队伍，最快三年就能“大换血”一次，流失的主要是协管员。
这一数据在昨日采访天河南时得到证实，而待遇低、风险大是最大原因。仅从去年6月至今，就有接近30个临聘人员辞职。几乎每发生一起，都会有人要求离开。
“每出一单事，都要开会安抚、引导。你看看，光是今年，全国各地发生了多少？每一起都在猛烈地敲打我们的神经。”宿立喜举起双手做出“集合”的姿势。
而要满足这种工作强度，宿立喜算了个账，至少要在现有总人数基础上，再增加三分之一。“不过，就算再给我30个协管员，也不如给我10个编制。”他解释，一个有执法权的正式队员即便带三五十个协管员，威慑力依然有限。档主们不是不懂法，单从衣着就能判断谁有执法权，谁是协管员。一来二去混成熟脸，他们还能辨认出官职，见到队长、副队长或教导员，普遍会配合许多。
编制由上级部门下达，至于依据是什么，街道层面并不清楚。如何修改配备标准？“该参照什么标准，现在没有科学的说法，这得调研。”宿立喜说。
单纯增加辅助力量也面临资金问题。天河南的105个协管员中，35个由区财政发工资，75个受街道办雇用。据曾岱测算，每月连带社保、公积金，每人收入大约4000元，意味着街道一年大致需花费360万元。
社会对城管的印象趋于负面，目前也并未看到扭转迹象。这是否会干扰现实执法行为？“特别大的影响！”赖永新边点头边解释，“舆论就是个放大镜。有一件事没处理好，就能形成很大的‘杀伤力’。”
在他看来，利用互联网、媒体等各个渠道汇集起来的舆论压力，对城管最严重的影响是挫伤信心和底气。“从各个角度看，小贩打城管没什么人关注，但城管打小贩一下子就上新闻了。网上的点击率也很高。”
舆论中充斥的各种观点和言论，很容易左右队员的想法，这也是每到开“安抚会”时，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做还是不做？怎么做？一方面上面任务压得重，另一方面民众要求比较高，大家都很茫然。思想不坚定就容易出乌龙，那工作还要不要做了？”
作为执法队长，宿立喜坦言每次执法都非常担心——要考虑现场控制，要估计执法队员的安全，还担心有没有人拍照，有没有人发微博……“虽然来回乘车，但回来以后都会累瘫在沙发上”。
“媒体可以说我们苦、说我们难，这些都是中性词。绝对不能说我们好话，夸了市民就是不信，反而还可能挨骂。”他解释，“现在城管掉入一个怪圈里面去了，你不说还好，你说多了还糟糕。”
天河南街执法队有十几名女性，包括教导员唐跞在内，其中部分需要参与现场执法。但唐跞并未感受到性别差异带来的执法便利，这也让宿立喜感叹：“柔性执法，我感觉就是个概念！”
去年，唐跞在体育西路一间银行门口发现一个卖鞋流动档，刚好压住盲道。劝导无效后她决定暂扣商品，没想到档主两公婆一点不给面子，女的还抓起一名队员的手就咬，后来发展到拿刀威胁。
“也有可能因为对方也是女性，反应比较激烈。”唐跞回忆，自几个女同事普遍都没有感觉，档主会因自己是女性就特别“关照”。
根据宿立喜的观察，近年来不少城市倾向于增派女城管执法员，以传播柔性执法概念，但实际帮助并不大。“一线执法相当复杂、相当危险、相当辛苦，”他连用三个“相当”来强调，“我们正常情况下不会单独派女队员出去，一般都是一男一女搭配，确保安全。”
当然，唐跞也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柔性执法策略就完全失败。到天河南的一年来，她经历过的对抗性较强案件也只有那一次。更多时候还取决于小贩们的素质等因素，有些人比较配合，略微劝导一下就会撤离。
“今天怎么这么早来，还把孩子也带来了？”“没办法啊！东西被收了嘛，还要开工。”接近下午1点，宿立喜将结束采访的记者送出大门时，刚好遇到四位女摊主，既有青壮年，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身旁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一问一答显示，双方并不陌生。
“城管就像擦桌子，脏了就擦，没有一劳永逸。”采访中宿立喜的一句话，形象地概括了执法队员和小贩之间的“游击”轨迹——小贩从主干道被赶到次干道，再撤进内街小巷。这几天查得紧些了，不少人又退守到小区里。周而复始。
事实上，天河南相关负责人受访时有些无奈，认为在现阶段让流动商贩得到有序管理几乎无解。
无解也得求解。昨日刊发的一众专家、达人观点，部分得到天河南基层执法者的认同。赖永新就认为，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部分合适的主干道，在晚上10时以后开放给流动摊点。
“白天主干道交通压力大，安全风险隐患也多，当然不能允许摆摊设点。但有些干道夜间车流量明显小很多，（开放后）不会构成显著影响。”赖永新解释。
另一个好处是居民区的小贩档口可以转移出来，夜间油烟、噪声扰民的担忧自然也能减轻。这一观点得到在场受访者一致赞同。与此同时，曾岱建议仿照香港等地做法，给小贩发放牌照。“现在管理的一大难点是，小贩流动性较强，出了事难以追踪问责。这样一来相当于有迹可循、有据可查。”
不过，城管系统最期待的“武器”还是法律和法规。在整个专题采访期间，从市城管委、城管执法局到基层执法队，都反映出这样的信息。
针对常见的集中整治行动，多位负责人均坦言该措施不可持续。很简单，行动依靠现有队员加班加点，长此以往体力必然不支。况且，除了暂时性的驱逐，队员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城市管理实质上就是‘面子工程’。”宿立喜摇头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城管针对流动商贩的执法依据，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广州市配套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这些法规不仅效力有限，更意味着，当前城管执法的出发点，更多是为了市容整洁的需要。
真正涉及城市管理的专门法律，在国家层面迟迟未能出台。宿立喜和赖永新均建议加快立法进程，尤其需要法律赋予城管执法者更多的执法手段，尤其是针对人身的强制控制权限。“现在我们只可以劝导，多次劝导无效后暂扣物品。若能控制人，执法效果就能好很多。”赖永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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