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5年为界给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做一划分的线年，无疑是高职教育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之一。从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到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大力度发展现代职业教育，5年来，高职教育的发展，正如3月末的时节，也迎来了它的“春暖花开”。
虽然高职教育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有了长足进步，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的某些问题却并没有正真获得解决，国家近些年来对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大力提倡，也有一定可能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高职教育的生态。对于高职教育的“乍暖还寒”，业内人士有着怎样的切身体会？
作为教学一线年间点滴的微变化，也许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么，在他们眼中，如今的高职教育存在哪些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对此，他们又有哪些建议？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方桐清从事高职教育30多年，他见证了我国高职教育起步、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不过，在他看来，“虽然党和政府对高职教育一直都十分重视，但是民间传统文化对高职教育的鄙视、各种歧视高职教育的政策一直客观存在，普通教育俯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自我认知不高、社会低看职业教育的现象也一直客观存在”。
“生源质量不高、国家投入不高这些不足，大致上就先天决定了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不会太高。”李焦明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进一步解释道，无论口头上多么重视，但在现实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还是低人一头。比如在生源方面，基本是高考成绩最低的那一部分学生才会进入高职院校。而且，尽管有些高职院校在试点职业教育本科，但并没有职业教育硕士、职业教育博士。“说到底，职业教育也应该包括硕士、博士一整套体系。毕竟，职业教育也是一种教育类型。”
实际上，早在2014年6月，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全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今年1月，国务院又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职业教育提高到“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的地位。
“前一个文件印发后，我们都说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今年《方案》的印发使我觉得，职业教育已经春暖花开了。”方桐清说，《方案》具有毋庸解释性，目标任务清晰，可操作性很强，开篇便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主体地位”，“这就鲜明地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同义务教育和其他普通教育一样，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李焦明看来，职业教育虽然目前在待遇、社会认可度等方面与普通教育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他认为，未来，职业教育（而非普通教育）应该成为教育的主流。“毕竟从整体上来说，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还是少数，更多的高校毕业生还是会选择进入社会就业。所以，发展前途应该是很好的。”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转为应用型大学”，李焦明认为，方向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如何去落实。
“首先要建立一个应用型大学的标准，即明确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应用型大学，进而朝着这个方向转型发展。其次还要建立转型的激励机制，否则转型的动力就会不足。职业教育的投入应该是高于普通教育的，因为其所需要的实验实训条件更多，实验课时更多（至少占到课时的一半），师资也需要产教融合，即双师型（既是工程师，又是学校的教师），这就比普通教育的要求更高了。”他说。
对于李焦明所说的职业院校教师“双师型”，其实《方案》也首次进行了明确界定：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
“这与过去所称的双师型在内涵上有了很大提升。”方桐清解释道，过去认定的“双师型”体现在讲师+工程师、讲师+职业资格证书、讲师+实践培训证书等证书的叠加上，关注外在的表征，而这次则把“双师型”界定在“同时具备”的“双能力”上，关注教师素质的本质，“要求比过去高了、实际了”。
所以在他看来，作为职业院校的老师，不仅要重视提升个人教书育人的能力，还要重视提高课程实践的能力、专业实践的能力；不仅要依赖于一年有一个月、五年有一年的实践能力提升的“官方”安排，还要自觉有效利用课余时间、教科研时间、学术活动时间主动提高个人的“双能力”，更要持续不断地更新知识、积累“能力”，真正俯下身子下真功夫、求真本领。
“同时，要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专业实践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自觉开展课程思政，不能只教书不育人、只讲技术不讲人文，更不能实对技术虚对政治，必须全面有效履行教师的职责，争做具有崇高师德的双师型教师。”李焦明说。
回顾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发布到现在的五年时间，高职院校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重视与支持。在进入新时代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后，对于高职院校下一步的发展，校领导们希望解决哪些问题？
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中，怎样形成全社会合力，特别是调动产业部门和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参与职业教育，这是高职教育中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当然也是苏州市职业大学校长曹毓民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曹毓民告诉《中国科学报》，一些高职院校，尤其是办学历史较长的高职院校有可能会出现“因人办校”“闭门造车”的现象。一些年纪较大的教师存在产业发展迅速而自身知识更新较慢的问题，一些学校为维护暂时的稳定，就会根据师资情况办专业，而非从学校、行业发展现状办学。
尽管职业教育探索“厂中校”“校中厂”，但总会遇见企业宁要成熟毕业生，不要在校生的尴尬。产教没办法真正融合，一线需求无法反馈给学校，对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影响巨大。
曹毓民表示，最好的处理方法是由政府统筹，以给企业适当的政策倾斜、经济补贴或减税、免税的方式来支持职业教育。
对此，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却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相关产学融合的政策已十分明确，“政府层面的资金保证要到位，但怎么办学，要高职院校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校领导、教师须研究职业教育规律，根据规律主动开辟自身市场、面向行业培养人才”。
高职、职高，社会上不少人对此分不清楚。专科院校过去通常命名为“××高等专科学校”，而高职院校则通常命名为“××职业技术学院”。这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高职教育到底是“类型”，还是“层次”？
2018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就提出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
据记者了解，尽管高职教育被定为“类型”，但现实操作中实为“层次”，即专科层次。除了教育体系之外，没有哪个统计报表上有高职的提法，一般只作本科、专科的区分。
高职是教育界的话语体系，而非社会公共的话语体系，这一问题也困扰着高职工作者。
周建松举例，最近职业教育领域在热议“是否要发学位证书”。有人建议，高职教育发副学士学位，即专科学位。然而，由于被定位为“类型”而非“层次”，在获得副学士学位上高职教育同样会有障碍。
他表示，以上问题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研究、解决，梳理清楚才会有利于高职教育更好的发展。“如果确定为类型，就要按类型来构建自身的体系。”
学校内部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教师队伍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一个永远不过时的话题。
显然，国家在用心改善。继下放本科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之后，一些省份也陆续下放高职院校职称评审权，堪称职称制度改革上的一大突破。
当下由于高职院校高级职称较少，远不如重点院校、普通院校，难觅、难留高层次人才，导致高职院校与企业难以对话，在企业消化了大量最先进的技术的当下，无法对话则意味着学校与企业脱节。这也让高职教育者感到忧心。
做好教师的绩效管理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高职教育，教师的绩效总额都有“天花板”，到了一定数额就难以突破。久而久之，一些教师社会服务得不到适当鼓励，就容易失去积极性，而实际上他们可完全为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十三五”期间，国家将继续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符合常理、特色鲜明、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职教师资队伍。
“如今国家拿出很多鼓励措施，包括扩招、专项资产金额的投入，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更努力。有政策机制保障，有学校、个人努力，高职教育的前景还是很美好的。”周建松如是说。
职业教育未来之路要想走得更好、更远，国家、社会和学生对它的定位和期待至关重要。那么，在专家眼中，它的未来该如何更上一层楼？
“职业教育的定位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从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和生源来说，与应用型大学接轨更加合适。”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近几年，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引导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但在河南工业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广明看来，职业教育的定位是辅助国家产业经济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建设。“这种导向没有变。”
“职业教育在中职、高职之后,缺少继续深造的制度设计。”那么职业院校学生在学历上的纵向发展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刘广明说，应用型大学实际上就是用来对接职业教育的，“打通职业教育在学历上的纵向发展通道”。
职业教育发展的横向通道是打通职业教育院校和产业、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这方面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促进产教融合、鼓励企业与职业教育对接。但到目前为止，公司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还不太高，国家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政策和经费上的支撑，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政策设计效果。”刘广明分析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职业教育发展中“谁是主体”的问题尚未明晰。
“现在的职业教育基本上还是以学校为主体，产教融合没有很好地落到实处，产业和企业没有深入到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培训第一线。”刘广明认为，企业对人才教育培训方案的制定、人才培养的支持实际上仍有不足，这导致了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和社会、企业之间的需求存在偏差。“企业要的人才职业教育培养不出来，这可能是当下最大的问题。”
刘广明同时认为，国家在经费和政策上投入很多，但这种投入大部分给予学校和企业，“学生在培养过程中没有发挥主体作用”。比如说，学生想去哪个企业实习和就业，很多情况下不是学生自己能决定的。“学生自己的实际选择权很小。”
从整体现在的状况来看，“社会是不接受把高中生分流到职业教育上去的。”吴华坦言，绝大多数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超越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蓝领”往往“低人一等”。在教育制度设计过程中，职业教育往往也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的一个选择。
“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制度的设计一般从初中开始分流，一半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将来上大学，一半学生进入职业高中。进入职业高中的学生往往是成绩比较差的。”在刘广明看来，这种教育制度设计的背后是观念问题。
为了扭转这种观念，目前一个有益的尝试是对高考制度的设计。“多样化高考可以充分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入学方式上不再以分数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同时，要想转变社会观念，让职业教育真正有生命力、有质量才是最关键的。“要让学生感到接受职业教育之后，真正学到了本事，将来更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刘广明说，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虽然现在职业教育就业率很高，但还是较低层次的就业。“一个现实问题是，职业教育毕业的学生在出路上没有本科院校多，也没有本科院校好。”
职业教育发展和社会观念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念改变了，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才会有更多后劲。同时，如果职业教育办得很有质量，蓝领在企业和社会中也能受到尊重，由此可能也会逐步改变社会观念。”
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想办法让职业教育更着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职业教育提到了两个数字：一是今年扩招100万人；二是财政部明确说，今年要给职业教育投入237亿元，同时要拿出1000亿元进行职业教育培训。
刘广明相信，这些政策对当下职业教育发展是很大的利好。“未来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还会有很大改观。”
“职业教育未来的出路在更好地回应就业市场的需要。”吴华认为，如果职业教育能够从始至终坚持这一点，那么它就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的潜在能力，而如果它并不能切实做到这一点，它的发展肯定会受影响。